初来乍到美国，最大的感触就是这里的教堂最多，坐在车上几乎五分钟就能看到教堂的十字架从眼前晃过。有人说，没有去过美国的教会，没有享受过美国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人就不会真正理解美国的福利，确实美国的教会与图书馆对美国公民，对新移民，对外国侨民以及暂时留在这个国家的游客来说都是意义深远的。虽然图书馆属于政府，教会属于民间，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他们却具有异曲同工之社会功效，都是造就人使人得益处。美国的图书馆不仅提供书本的阅读出借，它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服务功能，不过我在美国最先接触的是教会，我在中国就已经是基督徒，到达美国后与教会也就自然而然地联系上了，这一切如同人到一地寻找住房一样简单而自然，不需要任何人的洗脑宣传与灌输。

      在信仰的道路上我曾经反反复复，既信奉上帝，又信奉自我，毕竟我是受物质第一性原则教育长大的，“自我”才是现实中的确实存在，即使成为基督教徒，与上帝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直到上帝收回了他给予我的一切，当美妙变成苦涩与痛悔时，才使我意识到自己尽管外表坚强，内心其实异常脆弱，关键时刻又胆怯与无助，精神上渴望一种依靠。在上海的教堂里一个声音已经向我传达，终于让我确信无疑，人之外绝对存在一个微妙智慧的超级能力，他的能量足以摧毁我们自以为是的任何物质积累与个人意志，这种能力时常以意识的形态出现，使我本能地想要顶礼膜拜他，我且相信这就是上帝，他所喜悦我们去的地方就是教会，那里才是我生命的家园，灵魂的避风港。

      到达美国没有几天就由文姬带领我参加了一个华人团契，在华人S夫妇家里，我们七、八个人聚在一起祷告，读经，探讨生命中遭遇的一切。团契使我们彼此如同兄弟姐妹般的热情相待，在中国我加入的是三自教会，那时国家对基督教管理甚严，没有这种形式的团契，作为基督徒，我很惭愧，居然不知道人受了洗礼还需要通过与上帝的交通来达到灵命的不断更新，更不清楚教友之间信心的分享。我因为第一次参加团契，心里好奇， 以《圣经》会友既触及灵魂，又拓展社交圈子，大家本来互不认识，通过团契相互了解，互通信息，敞开心扉将各自面临的压力与不快袒露，寻找各种方案来释疑解难，这种彼此交通的形式正是基督教历史的顺延与发展的根基所在，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不可缺少的途径。

      来参加团契的还有我们大学的生物系教授杨兵夫妇，他们八十年代从大陆来美国，如今事业有成，是非常敬虔的基督教徒，我看见他们带来的中英文版《圣经》，欢喜之情溢于言表，杨夫人是位医生，细腻又善解人意，马上要送我一本，我就不客气了，提议将自己从上海带去的微型本《圣经》与他们大而漂亮的国际版《圣经》进行交换。他们家还有一个英文的BIBLE STUDY，那里专门提供国际学生聚会学习，以后我又经常光临他们家的BIBLE STUDY。

      我甚是惊叹一位生物学教授，放弃达尔文的理论，如此热衷于《圣经》的学习，杨教授真能相信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我十几岁就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这道理与阶级斗争的观点相结合已经镶刻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因为进化论的先入为主，所以我也曾经像别人一样怀疑创造论，直到阶级斗争哲学退位，新的优胜劣汰论又迷惑了我的眼睛，爱的幻影彻底破灭，心累得难以承受，我才开始相信创造论，可是人的思维积习难改，嘴上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心里还是处于怀疑的状态中，在信仰的道路里我走了太多的弯路，如今在回归创造论的道上我依旧艰难跋涉。真想询问杨教授如何理解上帝创造了一切，可惜没有寻着机会，但是从他一家对基督教的虔诚来看，达尔文主义是不可能占据杨教授心灵的。杨教授的信仰好像并未影响他的工作，不久之后我还听说杨教授的实验室获得一笔额外的经费奖励他的课题成就，看来上帝的创造论与自我奋斗并不矛盾，它们如何相互调解又使我感兴趣。

      以后我观察了一些美国人，发现他们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绝非有中国人这样的迷信，原来在美国，达尔文的进化论一般只在大学课堂里讨论，民间很少有人认可它，特别是将进化论应用到社会发展史更是寥寥。进化论在生物界至今还是一种假设性的理论，尚未完全被求实验证，它需要有一定思想层次的人才能理解。我们在小学就学习的进化论在美国居然要到大学才学习，不一样的文化教育造就不一样的人，我还无法判断究竟孰是孰非，只是看到听到美国基督教家庭一般是不让自己的小孩学习进化论的，有些家长更绝对，一听说某小学有老师在教进化论，他们就不再让自己的孩子进这样的学校，可想而知，小孩的意识形态塑造是非常重要的。